徐靈胎(1693—1771),原名大椿,曾名大業,靈胎乃其字,晚號洄溪老人,江蘇吳江人,清代著名醫學家。他出身於名門望族,從小業儒通經,博學多才,兼通天文、地理、數學、水利、文詞、音樂、武藝,靠刻苦自學而精通醫學,尤以醫學著稱於世。他博極醫源,精於臨床,勤於著述,有《難經經釋》、《神農本草經百種錄》、《醫貫砭》、《醫學源流論》、《傷寒類方》、《蘭台軌範》、《慎疾芻言》、〈洄溪醫案》等醫學名著傳世。徐氏精通養生之學,攝生有術,德高藝精,享年79歲,這在當時要算高夀了。關於徐氏在攝生頤養方面的訣竅和卓見,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具有深厚的養生理論根底
徐靈胎少年時喜歡研讀《周易》和《道德經》,曾歷時20年對老子的《道德經》詳細加以注釋。諸如《周易》所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窮則變,變則通”,“君子安不忘危”,“樂天知命,故不憂”等名言;《道德經》中的清心寡欲,見素抱樸,愛氣養神,禍福相倚,以柔克剛等論,無不銘記在心。他曾把朱熹所編《四書集注》讀得滾瓜爛熟,諸如《大學》所說“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中庸》中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等言; 《論語》所說“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有三戒(戒色、戒鬥、戒得)”之意;《孟子》關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等論,無不拳拳服膺,深信不疑。無論立身處世,攝生保養,全都終身奉而行之。有的養生家說人可以做到長生不死,徐靈胎從不相信此說,而是力辯其虛妄。他在《醫學源流論》中說:“養生者之言日: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即使是“絕嗜欲,戒勞累,減思慮,免於疾病夭折(早死)則有之其老而吒,吒而死,猶然也。”徐氏相信,注重養生能夠使人防範疾病和延年益壽,但最終誰也逃離不了衰老死亡的規律。“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比所謂終其天年也。”因此,養生的意義在於切實地保養好自己的元氣,爭取能夠終享其天年。

 

 

二、重視體育鍛煉
徐靈胎自幼身體柔弱,因而非常重視體育鍛煉。他少年時曾熟讀先秦諸子,如《呂氏春秋》曾經說過:“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郁,(氣鬱則生百病)。”他對此類論述深信不疑,並且落實在自己的行動上。所以他年青時喜歡學習各種武藝,諸如散打、拳擊、舞刀、擊劍、使槍弄棒,樣樣都學,甚至敢於與清軍官兵比武。徐氏22歲時曾專門學習武藝兩年,身體矯健,力大無比,竟然“可舉三百斤巨石”,簡直可與今天的國家級舉重運動員媲美。徐靈胎“長身廣顙,音聲如鍾”,他身材魁梧偉岸,頭部碩大而額寬,聲如洪鐘。身軀雖然高大粗壯,但步履輕快,四肢靈活,思維敏捷,頭腦機靈,直到晚年都身心俱健,這一切與他長期堅持體育鍛煉是分不開的。

 

 

三、銳意自學成爲名醫
徐靈胎在自傳年譜中曾經說過,他之所以立志學醫,是因爲家中幾個弟弟先後生病,卻得不到應有的救治,深感良醫太少。開始是三弟患病,其父請來當地名醫施治,徐靈胎與醫生討論患者病情及具體治療方法,從中受到不少啓發。繼而四弟、五弟又患重病,均因得不到正確的治療而死亡。其父亦因悲傷過度而染病。於是徐氏痛下決心,銳意攻讀醫學。他首先將“家藏醫書數十種,朝夕披覽,久而通其大義,質之時醫茫如也。乃更窮源及流,自《內經》以至元明諸書,廣求博采,幾(將近)萬餘卷,而後胸有實獲,不能已於言矣。”他勤奮鑽研醫書,通曉其中的大義和精神實質,又從中提出一些疑難問題去請教當時當地的某些名醫,他們卻茫然不知所措,根本回答不出來。徐靈胎只能靠自己刻苦深入地進行鑽研來解決問題。他首先研讀《內經》、《難經》等古代醫學典籍,弄清醫學源流,所以他撰寫的第一部醫著是《難經經釋》 ,也就是運用《內經》的某些論述來解 難經 條文,發表了不少精闢獨到的見解,對指導臨床和攝養很有幫助。例如“寒頭暖足”即保持頭部寒涼和足部溫暖是古代的一條重要養生原則。《內經》和《難經》 均談到人身諸陽脈皆交會於頭面,故頭面不怕冷,而足部遠離心臟,故足部非常怕冷。因此,人們日常養生應儘量保持足部溫暖而頭部則宜寒涼,故堅持用冷水洗臉和用熱水洗腳是十分有益的。對於前人的醫學著述,徐靈胎絕不盲從,而是認真加以分析思考,明辨是非對錯,然後再運用於臨床實踐,或用來指導攝生保養。由於他所下的功夫很深,因而就有了評論古代醫書的發言權。例如明代醫學家趙獻可曾經寫過一本《醫貫》,清代許多醫家很推崇此書,力主用六味地黃丸和八味腎氣丸通治百病甚或要把這些當作日常的養生保健藥物來服用。徐靈胎經過自己的臨床實踐和具體運用,認爲這樣做是十分有害的,只能造成“殺人而人不知也”的後果。於是他專門撰寫了一本《醫貫砭》,也就是一本批評《醫貫》的著作。徐氏指出,無論是六味地黃丸還是八味腎氣丸,均必須對症用藥,哪怕是用於日常攝養也是這樣,不可濫服。徐氏此論,對今人仍然很有啓發。現今六味地黃丸和八味腎氣丸仍然是兩種最常用的中成藥,六味地黃丸用於滋陰補腎,八味腎氣丸用於溫補腎陽,亦應準確辨證施用,不可任意濫服,否則同樣會帶來副作用。

 

 

四、反對濫服補藥養生

 

 

有些人以爲多服補藥有利於健身長壽。徐靈胎明確指出這種看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正如他在《醫學源流論》 中所說:“若富貴之人,則必常服補藥,以供勞心縱欲之資,而醫家必百計取媚,以順其意。其藥專取貴重辛溫爲主,無非參、術、地黃、桂、附、鹿茸之類,託名秘方異傳。其氣體合宦者,一時取效,久之必得風痹陰涸等疾,隱受其害,雖死不悔。此等害人之說,固不足論,取貴僻之藥以爲可以祛病長生者,非其人本愚昧,即欲以之欺人耳。”他認爲,人們一味貪服貴重藥以求防病長生的做法是錯誤的;而醫生爲了向患者討好和獻媚,也專門開處貴重偏僻之藥,此種行徑無異乎是在故意欺騙人和殘害人,都是不可取的。徐靈胎曾經寫過一篇《人參論》(收錄在《醫學源流論》之中),指出當時所用的人參都是野山參,價錢極其昂貴,富貴人家可以買得起,中等以下的人家往往爲購此藥而弄得傾家蕩產。然而人參的效果又如何呢? “人參用之而當,實能補養元氣,拯救危險”;若用之不當,“將邪氣盡行補住,輕者邪氣永不復出,重者即死矣。”有些人只知人參之益,而不知人參之害。“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爲良藥,價賤爲劣藥。而常人之情,莫不好補而惡攻。故服參而死,即使明知其誤,然以爲服人參而死此命數使然,可以無恨矣。”鑒於濫服人參既害人命,又破家產,故徐靈胎再三告誡說:“吾願天下之人,斷不可以人參爲起死回生之藥而必服之。醫者必審其病,實系純虛,非參不治,服必萬全,然後用之。又必量其家業(財力),尚可以支援,不至用人參之後,死生無靠,然後節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這段話至今仍然很有現實教育意義。現今人參廣爲人工栽培,價錢便宜,自然大多數人都吃得起。但徐氏這段話的實質是在評說,貴重藥物,將給人們帶來這樣的啓示:凡一切患者和追求養生長壽者,都不要迷信貴重藥物。藥物對症,賤藥也能健身防病.藥物不對症,再貴重的藥也會延誤治療,損傷身體,還會給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非常有害。因此,醫生不可隨意開處貴重藥方,病人和所有重視養生保健者,切不可濫服貴重藥物。

 

 

 

 

 

徐靈胎(1693-1771)名大椿,又名大業,晚號洄溪老人。江蘇吳江縣人,世居吳江西城下塘毓瑞堂,生于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卒于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享年78歲。

 

 

  徐家本為望族,曾祖父徐韞奇,才气超群,博學好古,祖父徐?于1679年(康熙十八年)中舉鴻博,官至翰林院檢討,為當時文苑名流,曾參与纂修《明史》。父親徐舉浩,一生專研詩文,精于文學、水利學。徐大椿天資聰慧,長身廣額,音如洪鐘,意志堅強,喜歡研讀《周易》、《道德》、《陰符》等書,且愛好廣泛,凡星經地庹、九宮音律、百家諸子及刀劍武技,無所不究,而尤精于醫學。他少時曾留心經濟,兩度協助地方專修水利,卓有成效。

 

 

  徐大椿走上行醫道路,是由家庭變故所致。起初是徐大椿三弟患痞病,遍請名醫診治,雖未治愈,但他逐日与各位醫生接触,听他們講論診病用藥的道理,而且他還親手配制藥劑,漸漸稍通醫理。后來他的四弟、五弟又接連病故,他父親悲傷异常,也生重病,纏綿不愈,終年求醫用藥,他也不斷地与醫藥打交道。由于家庭變故,加上他祖父留有數十种醫學藏書,使徐大椿終于走上了自學成醫的道路。他朝夕披覽,苦苦鑽研,從《黃帝內經素問》至元、明諸醫書,廣求博采,達万余卷。繼承了自張仲景至宋元以來諸家學說,并融會貫通,用之于臨床,收益頗深。徐氏行醫前后五十年,胸有實學,經驗丰富,療效不凡,聲譽傳遍大江南北,患者莫不感頌其德,同道皆能心折誠服。

 

 

  有位婦女患風痹,兩腿痛如針刺,難以忍受,徐大椿診后,h咐蓋上厚的被褥,并讓年青力壯之人按住不讓她動,并說:“不論她怎樣掙扎喊叫,都不要放松,直到她出汗為止。”病者家人按照他的話做,果然不用服藥,婦人的病就痊愈了。

 

 

  有一拳師,在与人比武時,當胸受傷,口閉气絕,徐大椿讓其俯臥,奮力用拳擊他臀下,拳師口吐黑血數升而愈。

 

 

  雙親去逝之后,徐大椿隱居洄溪,自號洄溪老人,他在那里采藥攻醫,名望更高,一些達官貴人乃至皇帝也都請他診治疾病。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廷文華殿大學士蔣薄生病,宮內御醫多診不效,皇帝下令征聘海內名醫為蔣診治,徐大椿被推荐受征召到京,經過仔細診查,徐大椿心下了然,密奏皇上,斷定蔣薄的病不可治,過立夏七日即會死去。皇帝非常贊許他的誠實,嘉獎他并命他入宮中太醫院供職,先后六次進宮為皇帝看病。后來請求南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1766年秋(乾隆三十一年)江宁太史袁子才左臂忽然縮短,不能伸展,多方醫治無效。就坐船到洄溪請徐大椿醫治。徐大椿与其平素意气相合,曾選他的《嘲學究》俳歌一曲,載入所編纂的《隨園詩話》中以警世。兩人以前無緣想見,此次幸會,如同老朋友一樣,盛情招待,臨別時,徐大椿贈袁子才丹藥一丸,袁子才服后病愈。徐大椿死后,袁子才為他寫了傳記。

 

 

  徐大椿第二次奉詔入京是在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10月,這時他已78歲了,老態龍鐘,自知衰老,且有病在身,未必生還,于是帶儿子徐一起,帶病赴京,果然到京三日就去世了。皇帝深表哀惜,贈儒林郎,賜金,叫他的儿子護靈樞南歸,葬于越來溪的牒字圩新阡(今江蘇吳江縣)。徐大椿生前曾自作墓聯:“滿山芳草仙人藥,一經清風處士墳”、“魄返九原,滿腹經倫埋地下;書傳四海,万世利濟在人間。”  

 

 

  徐大椿一生著述頗多。清朝初期的醫家,往往采用劉河間、朱震亨、李東垣、張景岳等諸家論述,并結合臨床經驗,發揮己見,以自立其說,而徐大椿則主張研究醫學,應從源到流,必先熟讀《內經》、《本草》、《傷寒論》、《金匱要略》等古典著作,繼而博覽《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書目,以免落人窠臼,取長補短,以廣見識。他認為凡讀醫書發議論,必先搞清其所以然,然后再經長期臨床實踐的檢驗,總要使理論聯系實際,才不會步入偏見而誤入歧途。他在所著書的自序中說:“學醫必先明臟腑經脈也,故作《難經經釋》二卷。藥性必當其真也,故作《神農本草百种錄》一卷。謂治病必有其所以然之理,而后世以其傳也。故作《醫學源流論》三卷。顛倒錯亂,注家各私其說,而無定論也,故作《傷寒類方》一卷。謂時醫不考病源,不辨病名,不知經方,不明法度也,故作《蘭台軌范》八卷。謂醫道之坏,坏于明之薛立齋,而呂氏刻《趙氏醫貫》專以六味、八味兩方治天下之病,貽害無窮也,故作《醫貫砭》二卷。謂醫學流傳,邪說互出,殺人之為禍烈也,故作《慎疾芻言》一卷”。徐氏所著《難經經釋》是以《內經》的基本理論解釋《難經》,主要闡明臟腑經絡的生理功能,不以后人的主張論証前人。由于當時醫學界中,溫補之說十分盛行,而對《內經》理論的真義,《本經》藥物的性能和《傷寒論》辨証施治的法度,往往不深加研求,僅借一、二溫補之方治病,以“執一馭万”為原則,徐氏對這种草率的醫療作風,深為不滿。在對《傷寒論》的看法上,認為《傷寒論》論述的是辨証論治的大經大法,只要有利于指導當時醫家辨証論治的運用,那么不管是否為仲景原著,還是叔和纂集,都沒有必要加以爭論,關鍵是要通過辨証論治,經受臨床檢驗,使其理論在臨床之時獲得驗証与提高。以上這些主張,使徐氏成為傷寒學派中辨証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由上可見,徐大椿在學術上具有高超的理論,廣博的學識,他生平批閱之書,計有一千多种,可謂是博大精深。而且凡所箋釋,多有精辟見解,獨到之處,評貶大多公允。他重視理論,能溯醫學之源流,臨床不拘成法。但由于竭力推崇《內經》、《傷寒論》等經典醫學著作,故有人稱他是“崇古派”代表,在某种角度上講有較濃厚的保守觀念。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購得嘉慶、咸豐、光緒以及民國時期的一批中醫書籍。其中就有一些徐靈胎的醫著,如:《難經經釋》、《神農本草經百種錄》、《醫貫砭》、《醫學源流論》、《傷寒論類方》、《蘭台軌範》等。在此我想和喜歡中醫的書友們一起來瞭解一下徐靈胎以及他的著作,同時我也拍了一部分圖片請大家欣賞,歡迎朋友們品評。
徐靈胎(16931771)名大椿,又名大業,晚號洄溪老人。江蘇吳江縣人,世居吳江西城下塘毓瑞堂,生於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卒於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享年78歲。

  徐家本爲望族,曾祖父徐韞奇,才氣超群,博學好古,祖父徐釚于1679年(康熙十八年)中舉鴻博,官至翰林院檢討,爲當時文苑名流,曾參與纂修《明史》。父親徐舉浩,一生專研詩文,精于文學、水利學。徐大椿天資聰慧,長身廣額,音如洪鐘,意志堅強,喜歡研讀《周易》、《道德》、《陰符》等書,且愛好廣泛,凡星經地誌、九宮音律、百家諸子及刀劍武技,無所不究,而尤精於醫學。他少時曾留心經濟,兩度協助地方專修水利,卓有成效。

  徐大椿走上行醫道路,是由家庭變故所致。起初是徐大椿三弟患痞病,遍請名醫診治,雖未治癒,但他逐日與各位醫生接觸,聽他們講論診病用藥的道理,而且他還親手配製藥劑,漸漸稍通醫理。後來他的四弟、五弟又接連病故,他父親悲傷異常,也生重病,纏綿不愈,終年求醫用藥,他也不斷地與醫藥打交道。由於家庭變故,加上他祖父留有數十種醫學藏書,使徐大椿終於走上了自學成醫的道路。他朝夕披覽,苦苦鑽研,從《黃帝內經素問》至元、明諸醫書,廣求博采,達萬餘卷。繼承了自張仲景至宋元以來諸家學說,並融會貫通,用之於臨床,收益頗深。徐氏行醫前後五十年,胸有實學,經驗豐富,療效不凡,聲譽傳遍大江南北,患者莫不感頌其德,同道皆能心折誠服。

  有位婦女患風痹,兩腿痛如針刺,難以忍受,徐大椿診後,吩咐蓋上厚的被褥,並讓年青力壯之人按住不讓她動,並說:“不論她怎樣掙扎喊叫,都不要放鬆,直到她出汗爲止。”病者家人按照他的話做,果然不用服藥,婦人的病就痊愈了。

  有一拳師,在與人比武時,當胸受傷,口閉氣絕,徐大椿讓其俯臥,奮力用拳擊他臀下,拳師口吐黑血數升而愈。

  雙親去逝之後,徐大椿隱居洄溪,自號洄溪老人,他在那裏采藥攻醫,名望更高,一些達官貴人乃至皇帝也都請他診治疾病。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廷文華殿大學士蔣薄生病,宮內禦醫多診不效,皇帝下令徵聘海內名醫爲蔣診治,徐大椿被推薦受徵召到京,經過仔細診查,徐大椿心下了然,密奏皇上,斷定蔣薄的病不可治,過立夏七日即會死去。皇帝非常贊許他的誠實,嘉獎他並命他入宮中太醫院供職,先後六次進宮爲皇帝看病。後來請求南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

  1766年秋(乾隆三十一年)江甯太史袁子才左臂忽然縮短,不能伸展,多方醫治無效。就坐船到洄溪請徐大椿醫治。徐大椿與其平素意氣相合,曾選他的《嘲學究》俳歌一曲,載入所編纂的《隨園詩話》中以警世。兩人以前無緣想見,此次幸會,如同老朋友一樣,盛情招待,臨別時,徐大椿贈袁子才丹藥一丸,袁子才服後病癒。徐大椿死後,袁子才爲他寫了傳記。

  徐大椿第二次奉詔入京是在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10月,這時他已78歲了,老態龍鍾,自知衰老,且有病在身,未必生還,於是帶兒子徐燨一起,帶病赴京,果然到京三日就去世了。皇帝深表哀惜,贈儒林郎,賜金,叫他的兒子護靈樞南歸,葬於越來溪的牒字圩新阡(今江蘇吳江縣)。徐大椿生前曾自作墓聯:滿山芳草仙人藥,一經清風處士墳魄返九原,滿腹經倫埋地下;書傳四海,萬世利濟在人間。  

  徐大椿一生著述頗多。清朝初期的醫家,往往採用劉河間、朱震亨、李東垣、張景岳等諸家論述,並結合臨床經驗,發揮己見,以自立其說,而徐大椿則主張研究醫學,應從源到流,必先熟讀《內經》、《本草》、《傷寒論》、《金匱要略》等古典著作,繼而博覽《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書目,以免落人窠臼,取長補短,以廣見識。他認爲凡讀醫書發議論,必先搞清其所以然,然後再經長期臨床實踐的檢驗,總要使理論聯繫實際,才不會步入偏見而誤入歧途。他在所著書的自序中說:“學醫必先明臟腑經脈也,故作《難經經釋》二卷。藥性必當其真也,故作《神農本草百種錄》一卷。謂治病必有其所以然之理,而後世以其傳也。故作《醫學源流論》三卷。顛倒錯亂,注家各私其說,而無定論也,故作《傷寒類方》一卷。謂時醫不考病源,不辨病名,不知經方,不明法度也,故作《蘭台軌範》八卷。謂醫道之壞,壞于明之薛立齋,而呂氏刻《趙氏醫貫》專以六味、八味兩方治天下之病,貽害無窮也,故作《醫貫砭》二卷。謂醫學流傳,邪說互出,殺人之爲禍烈也,故作《慎疾芻言》一卷”。徐氏所著《難經經釋》是以《內經》的基本理論解釋《難經》,主要闡明臟腑經絡的生理功能,不以後人的主張論證前人。由於當時醫學界中,溫補之說十分盛行,而對《內經》理論的真義,《本經》藥物的性能和《傷寒論》辨證施治的法度,往往不深加研求,僅借一、二溫補之方治病,以“執一馭萬”爲原則,徐氏對這種草率的醫療作風,深爲不滿。在對《傷寒論》的看法上,認爲《傷寒論》論述的是辨證論治的大經大法,只要有利於指導當時醫家辨證論治的運用,那麽不管是否爲仲景原著,還是叔和纂集,都沒有必要加以爭論,關鍵是要通過辨證論治,經受臨床檢驗,使其理論在臨床之時獲得驗證與提高。以上這些主張,使徐氏成爲傷寒學派中辨證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由上可見,徐大椿在學術上具有高超的理論,廣博的學識,他生平批閱之書,計有一千多種,可謂是博大精深。而且凡所箋釋,多有精闢見解,獨到之處,評貶大多公允。他重視理論,能溯醫學之源流,臨床不拘成法。但由於竭力推崇《內經》、《傷寒論》等經典醫學著作,故有人稱他是“崇古派”代表,在某種角度上講有較濃厚的保守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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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椿(一六九三──一七七一年),字靈胎,清代著名醫學家,其醫學理論精深,臨床經驗豐富,攻在事見解獨到,堪稱我國醫學大家。 徐氏生平著述頗多,本集經過全面整理共收入醫書十五種:《難經經釋》:是一部注釋《難經》和著作全書八十難經進行了分條注釋,對學習《難經》、《內經》、均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本書從《神農本草經》中採擷藥物百種,然後依其形色、氣味辨析藥性,並結合醫理闡發各藥物的作用。 《醫貫砭》:本書評議了明代醫家趙獻可《醫貫》一書的學術觀點,指出了錄當進盲目溫祉的醫弊之源。語言辛辣,立意新穎。《醫學源流論》本書是徐氏的代表作。書中通過各種論說,反映出錄時醫界的弊端以及自已鮮明的學術觀點,其中某些篇章,如《用藥如用兵論》被後人視爲絕妙之作。 《傷寒類方》本書根據自已對張仲景《傷寒論》一書的研究和探討,進行了箋釋和重編,將傷寒的一百一十三方歸爲十二類,以方類證,使之更加便於學習和應用。 《蘭室轉範》:本書是徐氏晚年之作。徐氏通過一生的醫學鑽研和探求,寫下了這部頗有價值的醫論雜說著作。全書章節不多,又只有萬言,但義理精深,觀點鮮明,可爲醫家、病家之明鑒。 《洄溪醫案》:本書是徐氏的醫案專著,由後人整理編次而成。全書載各科醫案百餘例,記錄了徐氏的醫事行迹和臨證經驗,有一定的啓發性。 除以上八種外,本集尚有《內經全釋》、《脈訣啓司注釋》、《藥性切用》、《傷寒約編》、《雜病證治》、《女科指要》、《女科醫案》七種。這七種原題爲徐大椿撰,內容各具特點 。《內經詮釋》、《脈訣啓司注釋》、《藥性切用》是有關中醫基本理論的書,內容精練明晰,可爲初學《內經》、脈學及本草的參考書。其他幾種爲臨床性菱,包括內、婦、五官各平理論及治法,論述精細,條分縷析。在這些書中,古法古方與作者的見解、經驗容爲一體,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今分上下兩冊出版。 徐大椿(一六九三──一七七一年),字靈胎,清代著名醫學家,其醫學理論精深,臨床經驗豐富,攻在事見解獨到,堪稱我國醫學大家。 徐氏生平著述頗多,本集經過全面整理共收入醫書十五種:《難經經釋》:是一部注釋《難經》和著作全書八十難經進行了分條注釋,對學習《難經》、《內經》、均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神農本草經百種錄》:本書從《神農本草經》中採擷藥物百種,然後依其形色、氣味辨析藥性,並結合醫理闡發各藥物的作用。 《醫貫砭》:本書評議了明代醫家趙獻可《醫貫》一書的學術觀點,指出了錄當進盲目溫祉的醫弊之源。語言辛辣,立意新穎。《醫學源流論》本書是徐氏的代表作。書中通過各種論說,反映出錄時醫界的弊端以及自已鮮明的學術觀點,其中某些篇章,如《用藥如用兵論》被後人視爲絕妙之作。 《傷寒類方》本書根據自已對張仲景《傷寒論》一書的研究和探討,進行了箋釋和重編,將傷寒的一百一十三方歸爲十二類,以方類證,使之更加便於學習和應用。 《蘭室轉範》:本書是徐氏晚年之作。徐氏通過一生的醫學鑽研和探求,寫下了這部頗有價值的醫論雜說著作。全書章節不多,又只有萬言,但義理精深,觀點鮮明,可爲醫家、病家之明鑒。 《洄溪醫案》:本書是徐氏的醫案專著,由後人整理編次而成。全書載各科醫案百餘例,記錄了徐氏的醫事行迹和臨證經驗,有一定的啓發性。 除以上八種外,本集尚有《內經全釋》、《脈訣啓司注釋》、《藥性切用》、《傷寒約編》、《雜病證治》、《女科指要》、《女科醫案》七種。這七種原題爲徐大椿撰,內容各具特點 。《內經詮釋》、《脈訣啓司注釋》、《藥性切用》是有關中醫基本理論的書,內容精練明晰,可爲初學《內經》、脈學及本草的參考書。其他幾種爲臨床性菱,包括內、婦、五官各平理論及治法,論述精細,條分縷析。在這些書中,古法古方與作者的見解、經驗容爲一體,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今分上下兩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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