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龍子仲
《思考中醫》這部書是悄悄熱起來的。那時書出之後，沒有什麽大的宣傳造勢，我也因爲忙於別的事情，到處出差，連原先心裏計劃好的想針對這本書去做的一些話題，也沒有能夠做。但是，市場傳來的消息卻出奇的好，一版半個月就脫銷了，然後連著是二版、三版……後來鳳凰衛視的梁冬看了這書，在他的節目裏做了一期介紹，這書也就更多的爲人所知了。
近來得到一個消息，說梁冬忽然辭職，拜鄧鐵濤老先生學中醫去了，並說此事跟他讀《思考中醫》受到的觸動有關。這事兒我想了好一陣，覺得怪有意思的。我把這消息告訴給另一個朋友，問他有什麽感覺，他信口說道：“覺得是傳統文化的感召力……”這答案，在文化人聽來自然是很文化的。但在這“文化”泛濫的年頭，它不免也顯得十分空洞。因爲據我所見，近二十年來，文化界有兩個始終時髦的尾碼詞，一個是“文化”，另一個是“美”。簡直弄到了在任何一個名詞或者是形容詞後面加上這麽個“尾碼”，就可以創出一個新興概念甚至是新興學科的地步。所以“文化”似乎只是在事實中才是堅硬的，一旦進入語言，就變得十分空洞。
但梁冬辭職這件事，看上去似乎還真跟傳統文化有關。他甚至讓我感到了一點殉道的感覺。
我們的傳統文化在今天這個時代的處境其實是蠻可憐的。就說中醫吧，解放後，好像給它的地位挺高，又是“中西醫結合”啦，又是“中醫藥現代化”啦，似乎是跟西醫、現代化平起平坐。但背地裏使了一招黑手，把中醫的魂拿掉了。拿掉了魂之後，再給它一個名分，好像是當家作主的樣子，其實呢，不過把中醫當成一件玩偶罷了。所以我當初剛聯繫到《思考中醫》的時候，劉力紅寄了第一章來，我仔細看了，看得有點感動。後來見到劉力紅，我第一句話跟他說的是：“你心裏是有氣的。”他當時笑而不言。我說的“氣”是什麽意思呢？首先是氣憤的氣，然後才是志氣的氣。後來我又接觸過兩三個中醫人士，都感覺到他們身上有這種“氣”，可見不是個別現象。我把這叫做“傳統的憤怒”。
我們的傳統在今天是憤怒著的。而且，它也有憤怒的理由。
前陣子見到呂嘉戈，他是老中醫呂炳奎的兒子，現在也在搞中醫。他談了很多呂老先生生前的事，多是一些爲中醫的命運抗爭的事。呂嘉戈認爲，要復興中醫，首先要復興中國文化。他也正以此爲職志。但我總是覺得那前景很渺茫。中醫的被打壓和被損害，不僅來自觀念，也來自制度。這就很可歎了。因爲有些傳統行業是已經失去了競爭力的行業，比如昆曲、京劇，所以說它們是國寶、是國粹，要保護和大力普及它，這沒什麽話可說。但“保護”的潛臺詞是什麽意思呢？大家想過沒有？我想了很久，後來想明白了，——所謂“保護” ，其實就是把被保護者化石化。所以，說要普及、推廣京劇這話，其實是很可笑的。因爲它在現代生活中確實已經沒有競爭力。何況只要是“寶”，也很難推廣，比如說熊貓，它是國寶，沒錯，但你假如來個推廣，讓八億農民家家豬圈裏都養上幾頭大熊貓，那它還是寶嗎？還要你去保護嗎？但是中醫不一樣，它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具有競爭力的一個傳統行業，可你偏不讓它去自由發展，一下要拿這個去“結合”它，一下又要拿那個去“化”它，橫豎就是不讓它做它自己。這也就怪不得傳統會滿懷憤怒了。
《思考中醫》出來後，我比較注意中醫的話題。我看見網路上很多關於中醫的討論，看了半天，發現在中醫問題上的兩種觀念的衝突，其實是“科學文明”和“傳統文化”的衝突。否定中醫的一個最大的理由，就是認爲：中醫不科學（或者說中醫不是科學）。而對中醫如何不科學，則只有些簡單的論證，或者乾脆不論證。這是很可怕的。我不是一個反科學人士，但我確實感受到，“科學”在當代生活中的確具有某種霸權性。誰給了某些人無需論證地去否定一件事實的權力呢？好像就是所謂的“科學”。我說它是“所謂的科學”，意思是他那個心態裏藏著一種莫大的迷信——對“科學”的迷信。這種心態其實很不好，在它孔武有力的面孔背後其實很卑微，它把科學絕對化了。
其實，是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所謂“科學”有什麽關係呢？如果我是中醫界的人士，我就乾脆承認：是的，中醫就是中醫，它不是科學，但它有用。——我看，對於實際生活來說，“有用”比什麽都重要，名分反而是很虛的。就像你跟一個古代的人，各各拿了一把尺子去量一塊布。他說那塊布有一丈，而你量出的卻只有七尺……誰對誰錯呢？實際上，這裏面沒有是非問題，只有尺子的問題。但我們今天的問題可能更嚴重，這種嚴重性在於：我們自己手裏沒有尺子。這種手裏沒有尺子的情況到處都存在。西方的先哲，那個叫黑格爾的人不是說嘛，中國古代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這話讓不少國人很生氣，但回到書房裏翻了一遍古書，在那“沒有哲學”的指控面前又實在理直氣壯不起來，結果一面肚子裏生著悶氣，一面偷偷摸摸地去古書裏摳出一堆勉強能夠稱爲“哲學”的字句，隆重的端將出來，說：“喏，這不是哲學嗎？”可是，儘管嘴裏硬，心裏畢竟還是虛，所以把“哲學史”三個字，改成了“思想史”。這本質上還是在別人那名叫“哲學”的一襲長袍跟前的捉襟見肘。西哲強調的是“真理”，也就是邏輯的終極確定性，因爲這是他的哲學中的神。所以他看中國文化時，就看出了你沒有本體論，或者是把本體擱置了起來。站在他的立場看，這是有他的道理的。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劈頭蓋臉就表了一個態：本體問題不用去談它。——不是這樣嗎？但我們如果把這話換一種表述：終極確定性是不可能的。那麽，問題是不是就會變得明晰一點了？
科學是從哪里來的？稍微辨析一下你就會發現，科學其實是從神學來的。在中世紀歐洲人們的心目中，“自然”其實是上帝給出的一個巨大謎面，它的謎底裏，蘊含著創造的秘密（在當時，“創造”這個詞是有一個神學創世論的背景的）。也正因爲如此，聖靈的信仰、泛神的信仰才可能被理解爲一種更純粹的神學態度，進而從教會神學的霸權中突破出來。第一批科學先驅們，他們正是爲了揭開神的謎底才找到科學的。所以早期的科學多含有一種神學精神。歐洲漫長的中世紀，持續了千年，它的遺産其實至今猶存。這個遺産倒不是對神的膜拜本身，而是一種目的論的宇宙觀。這個東西，很好，也很壞。好的方面是它始終能夠建立起一種精神的超越性，或者說，是擁有一種深刻的彼岸關懷；壞的方面，則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思維和觀察的開放性，進而，可能就會以技術的形態而妨礙自由價值的履行。所以，科學也是雙刃劍，對科學我們一方面要懷有一種價值認取，另一方面也要懷有一種認識防範。歐洲近現代文明其實始終有一句心照不宣的話沒有坦率的說出來，這句話就是：理性即神性。人類覺得“理性”本身就是被自己所駕馭了的“神性”，由此才會形成自己就是自然的主人這樣一種想象。因此我們常常會在擁有技術的時候自大起來。其實，當我們把技術視爲控制世界的手段時，也許犯錯的正是我們自己。技術實際上從來就不是捆綁“自然”的枷鎖，它只是一個通道，是人與自然聯接的一種方式。但人類對待技術的這種錯覺是怎麽來的呢？恐怕還是從對科學的態度中來的。科學深處那種“理性即神性”的觀念，很容易使科學本身成爲一種迷信。
也許，就是這種科學迷信在剜割著中醫，使它生不得死不得。
我看到過一種很極端的觀點，說中醫就是僞科學。這個論點裏面，除了科學霸權的心態之外，其實還有一種很有趣的心態，那就是他把科學等同於“真”，進而只有一種唯一的判斷，就是真假判斷。真假判斷又衍伸爲是非判斷。
我認爲，實際上的判斷有兩種，一種是真假判斷，一種是結構性的判斷。結構性的判斷只確定問題在結構關係中的位置，而不確定它的真假。其實，一切判斷都牽涉到一個主客觀的構成。人不可能對世界進行純客觀描述，知識本身也不例外。這就是真理的相對性吧。但在人對宇宙理解的可能性上，我覺得這裏面似乎有一個必要條件，或者說是一種先天條件，那就是：人自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主觀描述本身始終有一個存在論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此在性”。此在也是一種在者。我把這視爲一種基礎。作爲理解的“可能性”的基礎，其實康得早就談過，他認爲那是時間和空間。我覺得康得最高明的地方就是他始終把世界看成是“形式”，而不是定在。人類的知識說到底永遠只是形式，是人與世界聯接的本質形式，而不是純世界本身。中國古人喜歡講天人合一，也是說的一種形式。這話固然很高深，但它其實是一句廢話，它既是“真”的，也是“假”的，因爲它沒有說明任何東西。在莊子那裏，人是“倮蟲”，這才跟“天”合了一。說明什麽呢？說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這，其實是一個不存在問題的問題。
拿科學來打壓中醫，用管理技術的辦法來管理中醫，這行爲背後，都包含著某種野蠻性。
在今天，站在科學的對面替中醫辯護，其實並不意味著就是要反科學。我甚至悲哀的覺得，這都不是一種對中醫的內在價值的辯護，而是一種對中醫權力的辯護。我曾經在牟宗三的一篇文章中看到過這樣一段話：“當年甘地領導印度人向英國爭取獨立自由的非暴力方式獲得舉世讚美。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告訴他：‘你這種革命方式完全符合我們基督的精神。你爲什麽不信仰我們基督教呢？’甘地的回答很簡單：‘我既生爲一個印度人便應當信仰我們的印度教；既然我可以根據我們印度教的信仰決定我這種合乎你們基督的精神的革命方式，那我又何必改信你們的基督教呢？’這才叫做真正的民族精神。這才叫做真正的文化智慧。雖然只幾句平常的話，卻是從他真生命中發出來的。他完全不屬於任何外在而毫無意義的假借與攀附；他只緊抓著他作爲一個印度人的‘應當’，以他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與智慧肯定他的人格與事業，並以他個人的人格與事業肯定他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與智慧。”——什麽是“民族文化的智慧”？我覺得，這一點在今天顯得十分重要。
中醫是中國文化的産物，它的判斷方式，在我看來是立足於結構性之上的。結構性潛藏著無限的可能，所以它又是指向於“可能性”的。中醫沒有一劑可以永遠吃下去的藥，藥方必須隨時斟酌增減。《思考中醫》裏面有一句令我十分欣賞的話：“開方就是開時間。”這話實在很妙！佛教不是講“見機說法”嗎，說的其實是一樣的道理。於是，確定性也許很容易陷入“法執著”，或者叫做“法障”，而可能性呢，在我看來它反而是更開放、更有機的。在中國古代，“自然”這樣一個觀念是很有意思的，它不是現在所謂的“環境” ，也不是理性層面的所謂規律。“自然”在中國古人那裏，實際上表述的是一種純粹的蒙昧精神，完全沒有物化的痕迹。所謂“自然”，所謂“太極”，所謂“道”……這樣一些範疇，是不能夠論證也無須論證的。我們也可以把這種精神稱之爲對本體的擱置。我認爲，擱置並非否定，不是不關懷，也不是忽視它，而是把它供起來。這種擱置只是存在論的一種特殊態度，並沒有一個是非問題。蒙昧這個詞被貶義化，是近代以後的事情。貶義化完成之後，蒙昧被賦予了某種人格色彩，進而成爲了愚昧的同義詞。近現代中國的啓蒙運動，實際上都是人格化的實踐，有很濃重的歷史主義色彩，它失落的是本體關懷這樣一個本質。把自然化的蒙昧精神變成一種人格化的愚昧態度，這在精神上是存在著墮落性的，至少是自我矮化了。 蒙昧精神的本質是什麽呢？我覺得這在我們今天很有反思的價值。在我看來，蒙昧精神是古典時期的人與世界建立的一種信任關係。蒙昧精神的反面，是智巧，道家所謂“絕聖棄智”就是對反自然行經的批判。而這個批判的反面，它的肯定性的一面是什麽呢？——並不是“愚昧”，而是回歸體驗本身。
如果我們承認，還不能把醫學等同於物理學的話，那麽“體驗”在醫學中是否應該有它應有的位置呢？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
《思考中醫》這部書是悄悄熱起來的。那時書出之後，沒有什麽大的宣傳造勢，我也因爲忙於別的事情，到處出差，連原先心裏計劃好的想針對這本書去做的一些話題，也沒有能夠做。但是，市場傳來的消息卻出奇的好，一版半個月就脫銷了，然後連著是二版、三版……後來鳳凰衛視的梁冬看了這書，在他的節目裏做了一期介紹，這書也就更多的爲人所知了。
近來得到一個消息，說梁冬忽然辭職，拜鄧鐵濤老先生學中醫去了，並說此事跟他讀《思考中醫》受到的觸動有關。這事兒我想了好一陣，覺得怪有意思的。我把這消息告訴給另一個朋友，問他有什麽感覺，他信口說道：“覺得是傳統文化的感召力……”這答案，在文化人聽來自然是很文化的。但在這“文化”泛濫的年頭，它不免也顯得十分空洞。因爲據我所見，近二十年來，文化界有兩個始終時髦的尾碼詞，一個是“文化”，另一個是“美”。簡直弄到了在任何一個名詞或者是形容詞後面加上這麽個“尾碼”，就可以創出一個新興概念甚至是新興學科的地步。所以“文化”似乎只是在事實中才是堅硬的，一旦進入語言，就變得十分空洞。
但梁冬辭職這件事，看上去似乎還真跟傳統文化有關。他甚至讓我感到了一點殉道的感覺。
我們的傳統文化在今天這個時代的處境其實是蠻可憐的。就說中醫吧，解放後，好像給它的地位挺高，又是“中西醫結合”啦，又是“中醫藥現代化”啦，似乎是跟西醫、現代化平起平坐。但背地裏使了一招黑手，把中醫的魂拿掉了。拿掉了魂之後，再給它一個名分，好像是當家作主的樣子，其實呢，不過把中醫當成一件玩偶罷了。所以我當初剛聯繫到《思考中醫》的時候，劉力紅寄了第一章來，我仔細看了，看得有點感動。後來見到劉力紅，我第一句話跟他說的是：“你心裏是有氣的。”他當時笑而不言。我說的“氣”是什麽意思呢？首先是氣憤的氣，然後才是志氣的氣。後來我又接觸過兩三個中醫人士，都感覺到他們身上有這種“氣”，可見不是個別現象。我把這叫做“傳統的憤怒”。
我們的傳統在今天是憤怒著的。而且，它也有憤怒的理由。
前陣子見到呂嘉戈，他是老中醫呂炳奎的兒子，現在也在搞中醫。他談了很多呂老先生生前的事，多是一些爲中醫的命運抗爭的事。呂嘉戈認爲，要復興中醫，首先要復興中國文化。他也正以此爲職志。但我總是覺得那前景很渺茫。中醫的被打壓和被損害，不僅來自觀念，也來自制度。這就很可歎了。因爲有些傳統行業是已經失去了競爭力的行業，比如昆曲、京劇，所以說它們是國寶、是國粹，要保護和大力普及它，這沒什麽話可說。但“保護”的潛臺詞是什麽意思呢？大家想過沒有？我想了很久，後來想明白了，——所謂“保護” ，其實就是把被保護者化石化。所以，說要普及、推廣京劇這話，其實是很可笑的。因爲它在現代生活中確實已經沒有競爭力。何況只要是“寶”，也很難推廣，比如說熊貓，它是國寶，沒錯，但你假如來個推廣，讓八億農民家家豬圈裏都養上幾頭大熊貓，那它還是寶嗎？還要你去保護嗎？但是中醫不一樣，它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具有競爭力的一個傳統行業，可你偏不讓它去自由發展，一下要拿這個去“結合”它，一下又要拿那個去“化”它，橫豎就是不讓它做它自己。這也就怪不得傳統會滿懷憤怒了。
《思考中醫》出來後，我比較注意中醫的話題。我看見網路上很多關於中醫的討論，看了半天，發現在中醫問題上的兩種觀念的衝突，其實是“科學文明”和“傳統文化”的衝突。否定中醫的一個最大的理由，就是認爲：中醫不科學（或者說中醫不是科學）。而對中醫如何不科學，則只有些簡單的論證，或者乾脆不論證。這是很可怕的。我不是一個反科學人士，但我確實感受到，“科學”在當代生活中的確具有某種霸權性。誰給了某些人無需論證地去否定一件事實的權力呢？好像就是所謂的“科學”。我說它是“所謂的科學”，意思是他那個心態裏藏著一種莫大的迷信——對“科學”的迷信。這種心態其實很不好，在它孔武有力的面孔背後其實很卑微，它把科學絕對化了。
其實，是不是絕對意義上的所謂“科學”有什麽關係呢？如果我是中醫界的人士，我就乾脆承認：是的，中醫就是中醫，它不是科學，但它有用。——我看，對於實際生活來說，“有用”比什麽都重要，名分反而是很虛的。就像你跟一個古代的人，各各拿了一把尺子去量一塊布。他說那塊布有一丈，而你量出的卻只有七尺……誰對誰錯呢？實際上，這裏面沒有是非問題，只有尺子的問題。但我們今天的問題可能更嚴重，這種嚴重性在於：我們自己手裏沒有尺子。這種手裏沒有尺子的情況到處都存在。西方的先哲，那個叫黑格爾的人不是說嘛，中國古代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這話讓不少國人很生氣，但回到書房裏翻了一遍古書，在那“沒有哲學”的指控面前又實在理直氣壯不起來，結果一面肚子裏生著悶氣，一面偷偷摸摸地去古書裏摳出一堆勉強能夠稱爲“哲學”的字句，隆重的端將出來，說：“喏，這不是哲學嗎？”可是，儘管嘴裏硬，心裏畢竟還是虛，所以把“哲學史”三個字，改成了“思想史”。這本質上還是在別人那名叫“哲學”的一襲長袍跟前的捉襟見肘。西哲強調的是“真理”，也就是邏輯的終極確定性，因爲這是他的哲學中的神。所以他看中國文化時，就看出了你沒有本體論，或者是把本體擱置了起來。站在他的立場看，這是有他的道理的。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劈頭蓋臉就表了一個態：本體問題不用去談它。——不是這樣嗎？但我們如果把這話換一種表述：終極確定性是不可能的。那麽，問題是不是就會變得明晰一點了？
科學是從哪里來的？稍微辨析一下你就會發現，科學其實是從神學來的。在中世紀歐洲人們的心目中，“自然”其實是上帝給出的一個巨大謎面，它的謎底裏，蘊含著創造的秘密（在當時，“創造”這個詞是有一個神學創世論的背景的）。也正因爲如此，聖靈的信仰、泛神的信仰才可能被理解爲一種更純粹的神學態度，進而從教會神學的霸權中突破出來。第一批科學先驅們，他們正是爲了揭開神的謎底才找到科學的。所以早期的科學多含有一種神學精神。歐洲漫長的中世紀，持續了千年，它的遺産其實至今猶存。這個遺産倒不是對神的膜拜本身，而是一種目的論的宇宙觀。這個東西，很好，也很壞。好的方面是它始終能夠建立起一種精神的超越性，或者說，是擁有一種深刻的彼岸關懷；壞的方面，則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思維和觀察的開放性，進而，可能就會以技術的形態而妨礙自由價值的履行。所以，科學也是雙刃劍，對科學我們一方面要懷有一種價值認取，另一方面也要懷有一種認識防範。歐洲近現代文明其實始終有一句心照不宣的話沒有坦率的說出來，這句話就是：理性即神性。人類覺得“理性”本身就是被自己所駕馭了的“神性”，由此才會形成自己就是自然的主人這樣一種想象。因此我們常常會在擁有技術的時候自大起來。其實，當我們把技術視爲控制世界的手段時，也許犯錯的正是我們自己。技術實際上從來就不是捆綁“自然”的枷鎖，它只是一個通道，是人與自然聯接的一種方式。但人類對待技術的這種錯覺是怎麽來的呢？恐怕還是從對科學的態度中來的。科學深處那種“理性即神性”的觀念，很容易使科學本身成爲一種迷信。
也許，就是這種科學迷信在剜割著中醫，使它生不得死不得。
我看到過一種很極端的觀點，說中醫就是僞科學。這個論點裏面，除了科學霸權的心態之外，其實還有一種很有趣的心態，那就是他把科學等同於“真”，進而只有一種唯一的判斷，就是真假判斷。真假判斷又衍伸爲是非判斷。
我認爲，實際上的判斷有兩種，一種是真假判斷，一種是結構性的判斷。結構性的判斷只確定問題在結構關係中的位置，而不確定它的真假。其實，一切判斷都牽涉到一個主客觀的構成。人不可能對世界進行純客觀描述，知識本身也不例外。這就是真理的相對性吧。但在人對宇宙理解的可能性上，我覺得這裏面似乎有一個必要條件，或者說是一種先天條件，那就是：人自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主觀描述本身始終有一個存在論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此在性”。此在也是一種在者。我把這視爲一種基礎。作爲理解的“可能性”的基礎，其實康得早就談過，他認爲那是時間和空間。我覺得康得最高明的地方就是他始終把世界看成是“形式”，而不是定在。人類的知識說到底永遠只是形式，是人與世界聯接的本質形式，而不是純世界本身。中國古人喜歡講天人合一，也是說的一種形式。這話固然很高深，但它其實是一句廢話，它既是“真”的，也是“假”的，因爲它沒有說明任何東西。在莊子那裏，人是“倮蟲”，這才跟“天”合了一。說明什麽呢？說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這，其實是一個不存在問題的問題。
拿科學來打壓中醫，用管理技術的辦法來管理中醫，這行爲背後，都包含著某種野蠻性。
在今天，站在科學的對面替中醫辯護，其實並不意味著就是要反科學。我甚至悲哀的覺得，這都不是一種對中醫的內在價值的辯護，而是一種對中醫權力的辯護。我曾經在牟宗三的一篇文章中看到過這樣一段話：“當年甘地領導印度人向英國爭取獨立自由的非暴力方式獲得舉世讚美。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告訴他：‘你這種革命方式完全符合我們基督的精神。你爲什麽不信仰我們基督教呢？’甘地的回答很簡單：‘我既生爲一個印度人便應當信仰我們的印度教；既然我可以根據我們印度教的信仰決定我這種合乎你們基督的精神的革命方式，那我又何必改信你們的基督教呢？’這才叫做真正的民族精神。這才叫做真正的文化智慧。雖然只幾句平常的話，卻是從他真生命中發出來的。他完全不屬於任何外在而毫無意義的假借與攀附；他只緊抓著他作爲一個印度人的‘應當’，以他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與智慧肯定他的人格與事業，並以他個人的人格與事業肯定他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與智慧。”——什麽是“民族文化的智慧”？我覺得，這一點在今天顯得十分重要。
中醫是中國文化的産物，它的判斷方式，在我看來是立足於結構性之上的。結構性潛藏著無限的可能，所以它又是指向於“可能性”的。中醫沒有一劑可以永遠吃下去的藥，藥方必須隨時斟酌增減。《思考中醫》裏面有一句令我十分欣賞的話：“開方就是開時間。”這話實在很妙！佛教不是講“見機說法”嗎，說的其實是一樣的道理。於是，確定性也許很容易陷入“法執著”，或者叫做“法障”，而可能性呢，在我看來它反而是更開放、更有機的。在中國古代，“自然”這樣一個觀念是很有意思的，它不是現在所謂的“環境” ，也不是理性層面的所謂規律。“自然”在中國古人那裏，實際上表述的是一種純粹的蒙昧精神，完全沒有物化的痕迹。所謂“自然”，所謂“太極”，所謂“道”……這樣一些範疇，是不能夠論證也無須論證的。我們也可以把這種精神稱之爲對本體的擱置。我認爲，擱置並非否定，不是不關懷，也不是忽視它，而是把它供起來。這種擱置只是存在論的一種特殊態度，並沒有一個是非問題。蒙昧這個詞被貶義化，是近代以後的事情。貶義化完成之後，蒙昧被賦予了某種人格色彩，進而成爲了愚昧的同義詞。近現代中國的啓蒙運動，實際上都是人格化的實踐，有很濃重的歷史主義色彩，它失落的是本體關懷這樣一個本質。把自然化的蒙昧精神變成一種人格化的愚昧態度，這在精神上是存在著墮落性的，至少是自我矮化了。 蒙昧精神的本質是什麽呢？我覺得這在我們今天很有反思的價值。在我看來，蒙昧精神是古典時期的人與世界建立的一種信任關係。蒙昧精神的反面，是智巧，道家所謂“絕聖棄智”就是對反自然行經的批判。而這個批判的反面，它的肯定性的一面是什麽呢？——並不是“愚昧”，而是回歸體驗本身。
如果我們承認，還不能把醫學等同於物理學的話，那麽“體驗”在醫學中是否應該有它應有的位置呢？這個問題，我無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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