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防疫體系的演變 

 

出處:http://news.xinhuanet.com/school/2003-09/02/content_1058052.htm

瘟疫”發生與普通疾病不同,個體病痛如不傳染,基本可與他人無涉。但瘟疫一起,則仿佛好大一片天空都被毒魔吞噬籠罩,毒氣四溢之際,人人惶惶自危,常常鬧得昏雲慘霧,天地玄黃,爲之色變。正因如此,近代以來的防疫行爲從來都不是以個體活動的形式出現的,每當毒霧彌散之際,四處剿殺追逐病毒,強行區隔正常與非常之人的宏大場面,就極易演變成一種相當壯觀而又規訓嚴整的醫療群體行動。“防疫”與“避疫”也就不可能單純作爲一種醫療手段僅僅與局部的個體病人發生關係,而是與各種複雜的社會生活形態密切相關。

  傳統認知:“醫療”也是“社會”現象

  在中國傳統地方社會的認知框架中,“醫療”是作爲一種“社會”現象而被對待的,例如在傳統地方社區面臨瘟疫傳播的威脅時,施醫治病往往就是社會化的慈善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根本無法獨立出來。“醫療”過程作爲一種專門化的程式被從社會生活中剝離出來加以觀察,是現代科學眼光審視下發生的結果。可是如果僅僅用後人形成的所謂“科學眼光”來看待彌漫於“社會”之中而熏染出來的中國“醫療”觀,自然常常會覺得荒誕不經,難以苟同,從而把根植於日常生活中的“醫療”現象與國人同樣植根於如此情境中看待世界的方式分離開來,形成了相當單調的判別標準。

  如果回到中國歷史的現場中進行觀察,會發現許多醫療現象的出現不但是文化環境的産物,而且其治療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相當複雜的社會行爲。比如中國農村中長期存在的“准疾病狀態”的現象,病人發作時的臨床症狀根本無法通過中西醫的任何正常診療手段加以治癒,而必須求助於被傳統與現代醫學排斥的文化儀式行爲如畫符、祭掃、做法等方式。這時,純粹的科學解釋就會顯得極爲蒼白無力。更爲重要的是,當疾病作爲個別現象存在于個體病人身上時,完全可以通過施醫送藥的純粹醫療途徑予以解決,可當某種疾病以大規模瘟疫傳播蔓延的方式影響著社會秩序的穩定時,對付病菌已不僅僅取決於醫治病症本身是否有效,更是一種複雜的政治應對策略是否能快速見效的問題。

  清代的歷史已經證明,瘟疫控制的程度和時間長短往往與社會和政治應對策略的有效性成正比關係,而不完全取決於醫療對個體病患者的實際治癒水平。或者也可以說,不同的政治與社會組織的應對策略決定著防疫的成效和水平。從“社會史”而不是從單純“醫療史”的角度觀察,正可以看出時疫發生時社會與政府行爲在社會動員組織與整合能力方面的差異性。

  清代:“濟貧”“施醫”開始分離

  清代咸同時期以後,瘟疫的頻發程度越來越高,但清政府出面進行官方干預控制的行爲和實際作用卻在萎縮。深究其原因,就會發現這種悖論現象的産生與清初中央政府與基層社會在對民間生活進行控制方面出現了利益格局的再分配有關。

  就清代最爲富庶的江南地區情況來看,雖然醫療職能普遍由地方社會承擔,如宗族、各種善堂等慈善機構,但它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均不能算是純粹單獨的醫療機構,而是大多在主體救濟功能之外兼具施醫診治的作用。比如乾隆時上海的同善堂就兼有施館、施藥、惜字、掩埋的多項功能,所以都不是“專門化”的醫療機構。而且這些慈善功能基本延續著宋代以來分散性的鄉賢救治的地方傳統。如《水滸傳》中描寫宋江出場時就說他:“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在地方社會遭遇大疫時,這些零散的救助活動很難真正發揮作用。但另一方面,道光以後,中國地方社會的綜合性善堂急速增多,意味著其中所包涵的醫療救治成分也會相應地增多,這就爲西方醫療行政體系的介入奠定了基礎。後來更有“施醫局”這樣的機構從善堂系統中分化出來獨立運作,從而使原來善堂救濟“貧病”的功能內涵悄悄發生了變化,“病”作爲救濟物件已不只是“貧”的延伸,而是被相對獨立劃分了出來。所以道光以後的施醫局等專門機構的出現是傳統醫療資源自身發展的結果,它與西醫醫院雖在診療手段和組織形式上大有不同,但在對疾病治療進行空間組織方面卻有相互銜接與共容的地方。不過,是否可以馬上就此得出結論說,西方醫藥文明與中國傳統醫藥資源共同促成現代醫院的出現與發展,似乎還難以倉促定論。

  由此可知,要解釋這一現象的發生,顯然不能靠純粹意義上的所謂“醫療史”研究加以說明,也不能依賴于傳統意義上對上層機構的“制度史”分析方法予以詮釋。因爲清代的防疫體系往往與各種傳統的社會組織功能纏繞在一起,通過它們的作用才得以顯現,這種複雜的情況不是純粹依賴觀察醫療現象的狹隘視野能夠加以歸納的。與之相關的是,清代防疫系統似乎只有在“地區性”的境況中才能凸現其意義,而無法從傳統政府整體職能運籌的角度評估其有效性。
arrow
arrow
    全站熱搜

    tcm2005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