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中醫學院教授劉力紅談中醫教育
本報記者 白曉芸
現代中醫教育搞了幾十年了，有稱頌者，有反對者。從1983年就開始從事溫病、《傷寒論》教學與臨床工作的廣西中醫學院劉力紅教授，在中醫教育問題上的認識，可謂有一定的代表性。
記者：請您談談現代中醫教育的得失。
劉力紅：前些天，在我們一附院召開的一個座談會上，畢業班的同學們所反映的一個共同心聲就是對中醫沒有信心，這實在是一個怪現象，並且這個現象還不僅局限在廣西，幾乎所有的中醫院校都面臨這個境況。
鄧鐵濤教授在談到中醫教育時，認爲引導學人獲得信心，是中醫教育的一個最根本的任務，也是中醫入門的一個標誌。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們今天的中醫教育，就會發現我所提出問題的嚴峻性。我們花了5年時間，或者8年時間，如果再讀博士，那就是11的時間，可是相當多的人還沒入這個門，對中醫還沒有一個基本的信心，如果從教育的角度來評判，這應該算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案例。
而之所以會有這樣一個怪現象的發生，我想無非就這麽兩個原因，要麽我們中醫的確不怎麽樣，這樣一門古老的東西已經確確實實不足以讓現代的學人生信了；要麽就肯定是教育出了問題。否則我們怎麽去解釋今天所面臨的中醫教育現狀呢？對於前一方面的原因，似乎有太多的理由加以否定，因爲還有一批學驗俱豐的老中醫仍然健在，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中醫的活的靈魂，在他們身上可以發現，即使到目前爲止，中醫在很多方面仍毫不遜色於日益飛速發展的現代醫學。既然前一個因素否定了，那我們只有別無選擇地將目光投向第二個方面。是教育出了問題，這便是我對這幾十年的中醫教育的一個總體看法。而持這個觀點的還有相當多的人，尤其是我們的老一輩。
20世紀初，中醫的境況是相當糟糕的，甚至淪落到慘遭廢止的境地。新中國成立後，中醫的境況得到很大改觀，尤其是1956年以後，在政府倡導下各地中醫高等院校相繼成立，中央明確規定了中西醫並重、中西醫結合的方針。尤其是近年來，除廣西等少數幾個省以外，各省都相繼設立了中醫研究院、中醫管理局，很多中醫學院還相繼晉升爲大學，這樣一種政策上、形式上、組織上的優勢，應該說是史無前例的。但是，具備了這樣一些優勢，中醫的教育爲什麽還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呢？我想這是中醫界，乃至社會各界最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記者：在現在這樣一個緊隨現代科技大潮流的時代，對傳統中醫的信心如何建立？ 記者：您認爲中醫之“師”應具備什麽條件？ 記者：現代中醫教育的模式很多地方借鑒了西醫教育，您認爲中醫教育與西醫教育有何不同？ 記者：是否應該給中醫一個像自然保護區那樣的獨立發展的天地？ 記者：據說您的課和講座學生都特別喜歡聽，您是如何與學生溝通的？ 記者：可否結合您自己的經歷，將促成您對自己的中醫之路滿懷信心的特別因素介紹給大家。
劉力紅：信心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理論的感悟。中醫一旦學進去了，你會覺得這個理論非常美，這樣一個美自然會讓你生發信心。另一方面當然就是臨床，隨著對理論感悟的加深，臨床的水平自然會慢慢地提升。隨著臨床水平的提升，西醫能夠解決的許多問題，你沒有困難，而一些西醫感到棘手的問題，在你那裏也能夠得到解決，這個時候的信心就會與日俱增。比如去年初接治的一例重症肝病，在近一年多的時間，先後住院兩次，共四月餘，花去人民幣十三萬餘元，各項指標還未能恢復正常。去年初肝病復發，黃疸指數700餘，轉氨酶400餘，經我用純中醫治療，不到半年時間，各項指標恢復正常，而整個費用只不過三千來元。
臨床上的許多事例讓你感受到中醫真是太好了，而作爲患者會更加切身感受到中醫是一個既省錢又救命的法寶。學人遇到這樣一個難得的法寶，怎麽會沒有信心呢？當然上述兩方面信心的建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師”，即傳統意義上的師父。中醫傳統教育更多的是口傳心授，而這恰恰是現代規模性教育所最缺乏的東西。
劉力紅：有關“師”的基本條件，韓愈在他的《師說》裏表達得很清楚：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對於中醫來說，這個道包括中醫的精神、中醫的理念。作爲師者，在這些方面要能把握好，要有充分的信心，才好傳這個道，也就是說在理性上要能深入進去，要有高度，才能傳這個道。而授業就牽涉到實際本領，光口頭上談得好，而臨床一遇到問題就上西藥，這就給學生造成一個很壞的影響，以爲中醫就只能解決那麽一丁點問題，超過這一點就得上西醫，就得用西藥，而實際上中醫有太多太多的方法，爲什麽碰到問題我們不在中醫裏面想辦法，不依靠中醫，而想到的只是西醫，骨子裏面只依靠西醫，這樣的師怎麽有資格給學生授業呢？我們完全可以理解鄧老說的“中醫藥院校目前培養不出來高明的中醫，這是帶有普遍性的現實，令人可怕的事實”之原因所在了。
1999年我們學院辦了一個傳統班。所謂傳統班，其實就是想借助這個班培養出一些多一點傳統味道的中醫來，可是這個班不辦還好，這一辦，許多的問題暴露出來了，因爲傳統的“蛋”不會憑空下出來，得先有一些傳統的“雞”。所以問題又兜回到師資上來了。傳統班在廣西創辦後，在中醫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這些年亦有一些院校效仿，中醫管理局的領導多次過問此事，鄧老亦通過多種渠道關心著傳統班的成長。而現實是我們的師資，尤其是中青年的師資，對中醫的信心不夠，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將這個“傳統”傳承下去呢？
相比之下，鄧老在廣東的做法比較高明，他是先從“雞”下手，先從骨幹抓起，從全國各地請來有真才實學的老中醫，請他們來帶出一批骨幹，然後，再由這批骨幹去帶後學，去下“蛋”。這樣做比較有可能進入良性迴圈。當然這樣的做法有它的難處，也有客觀條件的限制，但是抓骨幹、抓師資的經驗是很值得借鑒的。
劉力紅：現代中醫教育的規模很大，形式上有一個基礎醫學院和一個臨床醫學院。開始學基礎，基礎裏面又分許多科目，像中基、中醫生理、中醫病理、中醫診斷、中藥、方劑等等，同時還有很多的西醫課程。臨床則分內、外、婦、兒、五官諸科，幾乎與西醫是一個模子。中醫能不能搞像西醫一樣的教育呢？比如基礎的教育，西醫有解剖、生理、病理、生化等，每一門基礎課都是非常龐雜的一個系統，每個系統既有理論又有實驗，所以搞西醫基礎教育的完全可以不搞臨床，可以不是醫生。而中醫呢？中醫的基礎沒有專門的實驗，它只有臨床，臨床就是實驗。所以搞中醫基礎的如果不搞臨床，如果不是醫生，那是根本不成的。現在媒體常有中醫理論家和中醫臨床家之稱，其實理論家就是臨床家，臨床家就是理論家，二者密不可分。像我們學院中基教研室的已故名老中醫林沛湘，那臨床是了不起的。西醫能解決的問題，他能夠解決，而西醫解決不了的問題，拿過來，他照樣能解決。由這樣的老師來上課，學人的信心就比較容易能建立起來。而現在將理論臨床分家了，這一分就變得不可收拾。上基礎課的時候，老師說：以後到臨床你就明白了。而等到臨床以後，老師卻說：你們基礎怎麽這麽差！一個推一個，把爲師的責任都推乾淨了。
教育是一件大事，而教育的方式必須與這門學科的特質相關聯。現代科學、現代醫學的教育爲什麽會取得成功？就因爲教育的方式很適合於這門科學的特質。現代科學、現代醫學一個最顯著的特質就是它的規模性，而這個規模性又是以仲介性爲基礎的。西醫在診斷疾病時，並不是醫者直接從患者身上得出診斷，而是在醫者與患者之間有一個仲介系統，是由這個仲介系統去完成診斷的過程，比如X線、CT、核磁共振，又比如各項實驗室檢查以及更爲先進的生物基因實驗室檢查等。所以西醫的診斷是通過這個龐大的仲介系統得出的，醫者不過讀取和分析仲介所給出的資料而已。仲介是獨立於醫患之間的系統，因此，它可以基本不受醫者這個主體系統的影響，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由仲介得出的結果的可檢驗性。另外，仲介一旦建立以後，它的最大一個特點就是可以複製，比如一台CT一旦被發明出來，它很快就可以生産複製，從而形成規模。但是，中醫是否也具備西醫這個特質呢？在醫者與患者之間，中醫沒有這樣一個仲介系統，它是通過醫者直接去面對患者，直接去獲取診斷。
上述仲介是技術外化過程中形成的客體系統，它是現代醫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尤其是現代醫學診斷系統的最主要結構。而中醫完全沒有這個技術外化過程，它的診斷系統由技術內化的過程形成，就是說這個診斷依靠的是主體（醫者）的把握力，是心的感悟力。我們且不要說中西醫在理論上有天壤之別，單從這個技術的仲介與非仲介性就可以看到它們之間的很本質的區別。所以西醫的規模性教育是與它的仲介特質密切相關的。而中醫是否也適合採用與西醫一樣的教育模式，這就很清楚了。
所以中醫教育現在所處的局面實際已經非常嚴峻，而要挽回這個局面，中醫的教育不能像西醫那樣辦，照西醫那樣辦中醫的教育是絕對沒有出路的。中醫的事情要當中醫來辦，這一過程需要外部的理解，需要外部的支援，而具體怎麽辦是中醫內部的事情。回顧幾十年的經歷，中醫是在有像鄧老這樣一批信心十足的老前輩領路的情況下走到了今天這樣的局面，是老前輩們沒有發揮出作用呢，還是他們也感到“無可奈何花落去”！再往後，要是老前輩們都離開了我們，中醫的路又將如何走呢？每思及此，一種深深的憂慮就會從心底泛起。
劉力紅：應該給中醫一個像九寨溝、黃山那樣的空間，充分地讓中醫自己來決定一些事情。現在中醫界還沒有這樣的空間，目前中醫界還只能隨現代化的大流。就以眼下的教學評估來說，現在全國各地高等院校都在搞教學評估，怎麽搞呢？就是要把三年內的教案、講稿、授課計劃、教學進度、多媒體課件統統翻出來，教學的進度要求做得很細，每堂課上什麽，甚至哪幾分鐘上什麽都要有備案。聽到搞這樣的評估，我的內心感到很震驚。中醫的教育很講究對機，老師高明就高明在能夠因材施教，哪有固定可供照本宣科的教材？所以要按這個評估，許多真正的好老師都是不合格、不符合所謂的標準的。
劉力紅：我認爲不管上課也好，搞講座也好，老師說出的每一句話首先要能打動自己，出乎心才能入乎心，自己被打動了，學生也就八九不離十。相反，如果把教材歸納一下，勾畫一下，講給學生聽，自己都會厭煩，學生怎麽能不厭煩呢？所以一個老師要想受歡迎，就得談自己的感受，就得說心裏話，把骨子裏的感受談出來，學生自會受到感染。實際上我們看一些大師們的教育、大師們的風範，以及回顧我們學生年代裏心目中敬佩的那幾位老師，什麽樣的老師才算合格，也就很清楚了。所以我們現在的教學評估，看起來是對老師嚴格要求，實際上是把老師看低了，把老師“傳道、授業、解惑”這樣一個神聖的職責給歪解了。師道是非常活潑的，是教學相長的，如果按照現在這樣一個評估的要求，變得死氣沈沈，教學怎麽相長呢？越教越沒興趣，越學越沒興趣，教學不是相長，而是相消了。
我覺得教育的根本是能開發學人興趣，使學人自己切入，師道是使學人自度，而非終究依靠師度；師度乃一時，自度方究竟。這就要求我們的教育在做學問的基本方法，尤其是適合於中醫這門學問的基本方法上多下功夫，而把其他更多的空間留給學人自己。
劉力紅：我對自己的中醫之路滿懷信心與一些特殊的機遇是分不開的。我拜過一些老師，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師父，與這些老師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體會過那種原汁原味的師徒生活。這一過程既有恭敬，也有畏懼，也有說不出道不明的一些感受，當然也有痛苦。儘管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但是每當回憶起這些經歷，一種幸運之感會油然而生，一種感激會從內心生起。總想，要是能夠回到那些日子，我會做一個更好的徒弟！我非常誠懇地希望學人能珍惜每一次師緣，把握每一次機會，切勿當面錯過！
另外，之所以對中醫滿懷信心，也與我能在一個很自由寬鬆的氛圍裏專心學問、感受中醫的經歷有關。我是廣西的第一位中醫博士，但是直到現在，我沒有做任何一個課題，沒有報任何一個專案，也沒有任何一個所謂的“現代科研成果”，可是學院領導並沒有用這樣一些東西來衡量我的價值，從領導的角度來說，這是十分難得的，這也是我非常感激學院的一個地方。而目前大多數老師都已經陷在搞課題、報專案中，這些課題要想獲得批准，那就得按課題的那一套來做，然後又要文章，又要成果，又要接受這樣那樣的檢查評估等等。有了這些牽絆，還有多少時間和心機來學習和體悟中醫呢？這是當前中醫界很現實的一個狀況。相比之下，我是非常幸運的一個。B21
<中國中醫藥報>200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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