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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斥：殖民醫學的偏見與天真的醫學進步論
評論《先生媽、產婆、與婦產科醫師》；洪有錫、陳麗新著，
（前衛出版社，2002, i-xvi, pp.1-213.）
清大歷史所、高醫性別所，傅大為
著名的《台灣醫學五十年》一書的譯者，洪有錫醫學博士，與文化日本所的陳麗新碩士，最近出版了《先生媽、產婆、與婦產科醫師》一書（後簡稱《先/產/婦》），可說是近來台灣「產婆研究」的重要事件，令人高興。洪有錫的譯書，我上課常用；在學術會議場上，也與陳麗新有一面之緣；這個題材，也是我近年來常思考的問題，所以利用時間，寫篇書評，與大家討論。
產婆研究在台灣，除了對台灣史的興趣之外，大致可從兩個角度來解釋近十多年來學界對她的興趣。一是從八九零年代以來，台灣當代助產士的專業，碰到了很大的困難，甚至有整個消失的危機，所以引起了歷史與社會學對「專業及其歷史演變」研究上的興趣。二是從性別與醫療的角度。助產士這個在日治時代地位頗高的女性專業，為何在七零年代以後，逐漸為以男性為主的婦產科專業所取代？而在婦女大眾及婦女運動對婦產科醫師操作有「高度關切」的當代背景下，這個性別與專業的大轉換，從傳統先生媽、到日治新式產婆、最後到婦產科醫師，是如何發生的？而助產士是否可能回潮，並提供比目前婦產科更好更親切的生產服務、甚至居家生產？這些問題興趣，就構成了台灣近年來「產婆研究」的另一層背景。更有甚者，上述性別與專業的大轉換，在近代西方也曾以不同的方式與程度發生過，所以也是近年來西方女性主義及性別研究中的一個重大題材。各種專著不斷出版，自然提供了台灣「產婆研究」一個很好的比較素材。
在這些背景之下，專注於日治台灣的《先/產/婦》一書，對於產婆研究，有著直接的貢獻與優點。首先，此書對於一般比較難接觸的戰前日文相關資料，進行了頗為周詳的蒐羅與討論。從總督府檔案、到日治台灣的報章、乃至台灣與日本的相關學術期刊，都有所討論；再加上洪有錫之前對於日治台灣的兩種醫學期刊之量性研究（如台灣醫學會雜誌），都讓本書更為增色。
從這些文獻的耙梳，洪陳二作者發現，在日治時代令人嚮往、受日式教育的「新式產婆」職業，平均而言，「實際的工作負荷量並不高」、「產婆的利用率低」「實際上是相當清閒的」（頁134-5, 頁153）。故而雖然當時醫師常有「產婆人數不足」的指摘，但是它並不是日治時期先生媽（所謂傳統產婆）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高接生率（包括自家轉臍─頁122）的真正原因。進而，二作者在「結語」中推論，是日治台灣民眾主動選擇了「一級棒」的先生媽接生，而原因，則在於「傳統鄉里間禮儀與人際網絡」（頁155-6，還有附錄三）在日治時代對民眾仍然十分重要。所以，儘管醫師與報章不斷批評先生媽的技術與衛生（第二章），台灣民眾仍然選擇了活在那些禮儀與網絡中的先生媽，而不選擇脫離傳統網絡的現代新式產婆。
《先/產/婦》的這個發現與說法，有歷史人類學的視野，是個頗有趣的看法。當然，說日治時產婆「相當清閒」，是個平均值，二作者也發現在西台灣的各州，關於產婆的量化資料，彼此有相當大的差異（第六章），所以是否「傳統禮儀與人際網絡」的假設，可以一併解釋西部五州，值得商榷（順便一提，1933年，每萬人台人的產婆數是3.12人，而當時每萬人日人產婆數是8.42人，的確可說是有點「不足」）。其次，在日本學者所收集的「日治時期台灣非原住民生育禮俗詞彙」資料中（附錄三，頁167-80），其實與先生媽直接相關者並不多，我們看到的社會網絡，有註生娘娘廟、青盲與尪姨、胎神、娘家、紅頭師公、祖母、及各種姻親親戚等等，似乎產婆的網絡角色相當有限。所以，不用先生媽而用產婆，似乎對民間禮俗網絡的影響不大。其三，根據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阿媽口述歷史，包括我近年來上課要求數百位同學對自己阿媽的訪談結果，顯示日治時期農村女性的困苦與貧乏，自家轉臍的比例可有二、三成，而具有充分禮俗與人際網絡的先生媽脈絡，可能只侷限在少數中上家庭圈子而已。
話說回來，今天台灣的產婆研究，最有趣且最待發展的議題之一，我想就是關於先生媽或傳統產婆的歷史研究了。以下，我想換個角度，從台灣醫療與衛生的歷史，重新來提幾點先生媽的歷史問題。首先，漢醫的傳統，從宋代錢乙以來，就常注意到嬰兒斷臍與破傷風的問題，而台灣清末日初以來，漢醫也不少，所以似乎不能假設，台灣清末日治以來的先生媽，一無所知。第二，從台科大范燕秋的博士論文(2001)看來，日治時期台灣的嬰兒死亡率，其實頗為複雜。例如：從1906-12, 日本內地的嬰兒死亡率，一直高於台人的。而1905年，台人嬰兒死亡率，與歐美各國比較，「尚屬中等」。還有，造成嬰兒與新生兒的死亡原因，往往不是來自與接生相關的問題。不論如何，從這些日本學者的有趣研究看來，我們對於日治時期醫師與新式報章，不斷批評先生媽的知識與衛生，自然要謹慎處理。第三，台灣民間在日治時期，對於先生媽接生的印象又是如何、如何評價其技術？我們該看看民間的說法，而非只看新式報章與醫師對先生媽的污名化。在這方面，其實頗有些民間文獻可資研究與討論的。
再者，即使我們不提十九世紀中期，近代醫師在許多歐洲大醫院中製造出「產褥熱」感染大流行的尷尬醫療史，1895年後日本醫師與助產士在台灣接生的衛生情況又如何？我看到的資料說，1906年，在台日人的嬰兒死亡率，要高於內地及台人。根據醫學史家 Lois Magner 的看法，在 sulfonamide 廣為使用前，1930年代的美國教學醫院，產褥熱仍然盛行，常常至少20％的母親感染。《先/產/婦》也問了個相關的有趣問題，談到日治時期婦產科對「感染症」的研究討論時，對於醫療院所內的產褥熱，「毫無任何報告，這與醫師的低接生比率。。。似乎有關」（頁88）。所以，即使是近代醫師接生，當時的感染問題一樣很大。也所以，針對日治先生媽的批評，我們更當小心「污名化」的可能。
簡略談過傳統產婆的歷史問題後，再來談談本文開頭提到的「性別與專業大轉換」的問題。這個具有高度性別政治的問題，九零年代起，從性別研究到社會學，都有一些研究發表，如林婍qi3雲、吳嘉苓(2000)、與筆者等。台灣男婦產科醫師開始大量地取代女助產士，一般認定在七零年代，也許這是部分原因，可解釋《先/產/婦》一書，因為時代限定在日治台灣，所以沒有企圖來解釋這個大轉換。但是筆者(1999/2001)以為，這個取代的過程，從日治時期已經開始，到五零年代取得加速的動力，而到七零年代則正式超越。在《先/產/婦》書中，強調台灣的三零年代，醫師接生比率一直維持在2％左右（頁122）；但這並不表示婦產科醫師的「取代」過程沒有開始。即使我們接受有點模糊的「醫師接生比率」算法（頁164, 接生活產數與難產數的關係為何？），但在接生數量之外，我們不能忽略總督府在制度與機構上，對於婦產醫學提供了優渥的成長條件─特別相對於助產士。以致於到30年代，台人婦產科醫師已逐漸成為台灣婦產科的主流（頁20-4），是婦產科醫學知識技術、聲望、教學（助產士）的中心，奠下了戰後快速發展的基礎。
最後，在《先/產/婦》的結語中，二作者企圖把台灣的「生產」過程，看成一個逐漸「世俗化、隱密化、與個人化」的過程（頁153-4），至於日治時期的新式產婆，沒有取代傳統先生媽，作者則將之解釋成因為民間「傳統禮儀與人際網絡」仍然強有力的緣故，前面已經討論過。這整個歷史解釋，雖然不是天真的醫學進步論，但是本質上似乎沒有超越「進步、世俗化、但又遭到傳統阻力」的敘事主軸。相對而言，日治台灣殖民醫學的一個「性別化 gendered」的醫學取向（如醫學教育全然不收女生、產婆教育的低位階與低投資性、助產實踐的高限制性等），透過總督府的權力，在台灣強勢發展，讓新式產婆這個近代女性專業，在日治時期沒有全力發揮，有點像曇花一現，在戰後就快速地被興起的婦產科所取代。這些殖民醫學的性別偏見取向，就不是前面「傳統禮儀」的層次所可以解釋的了，可惜在《先/產/婦》一書中卻沒有著墨。
參考資料──
范燕秋，2001, May, 「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台灣的人種衛生(1895-1945)」，政大歷史系博士論文；特別是第六章「人種通婚限制與殖民地婦幼保健問題」。
吳嘉苓，2000, July, 「醫療專業、性別與國家：台灣助產士興衰的社會學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no.4, pp.191-268,
傅大為，1999, Nov., 「台灣近代（男性）婦產科的興起及其性＼別政治」，東海大學「間別千年」社會學研討會；2001, July, 本文的 second version，性別、醫療與社會─學術研討會，高雄醫學大學，兩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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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史學一定比現代史學進步嗎？
簡單的回應如下：我寫的書評，不是基於後現代史學，而且也沒有比「進步史觀」
的史學來的「進步」。我不用進步一詞，已經十多年了，好像遠在「後現代史學」
一詞輸進台灣之前。但是，我所用的歷史敘述，是比「進步史觀」的史學要來的好、
來的準確。
進步史觀的史學，有個潛在的「啟蒙」目的論在指導，認為後來者、現代、科學者，
一定比較好、比較進步，而歷史是朝前不斷進步的。科學、醫學、技術等都是如此，
如果碰到「反動的」阻礙，那只是暫時的，歷史的大步伐終將前進。
從我的歷史論文、科技史著作、到目前的書評，都企圖排除如此的態度。
關於傳統先生媽的歷史研究，歐洲史與美國史中，現在有很多研究，讓我們看到
一個遺失掉的真實世界、一個被後代主流醫學不斷污名化的世界、一個展現
女性專技者優秀傳統的世界。坦白說，我有點對之著迷。而台灣今天，對於
傳統失落的先生媽傳統，除了從主流醫學與媒體來的批評與污名化之外，
真正的研究可能還沒有開始。
這不是後現代，可能是前現代吧：）
評論《先生媽、產婆、與婦產科醫師》；洪有錫、陳麗新著，
（前衛出版社，2002, i-xvi, pp.1-213.）
清大歷史所、高醫性別所，傅大為
著名的《台灣醫學五十年》一書的譯者，洪有錫醫學博士，與文化日本所的陳麗新碩士，最近出版了《先生媽、產婆、與婦產科醫師》一書（後簡稱《先/產/婦》），可說是近來台灣「產婆研究」的重要事件，令人高興。洪有錫的譯書，我上課常用；在學術會議場上，也與陳麗新有一面之緣；這個題材，也是我近年來常思考的問題，所以利用時間，寫篇書評，與大家討論。
產婆研究在台灣，除了對台灣史的興趣之外，大致可從兩個角度來解釋近十多年來學界對她的興趣。一是從八九零年代以來，台灣當代助產士的專業，碰到了很大的困難，甚至有整個消失的危機，所以引起了歷史與社會學對「專業及其歷史演變」研究上的興趣。二是從性別與醫療的角度。助產士這個在日治時代地位頗高的女性專業，為何在七零年代以後，逐漸為以男性為主的婦產科專業所取代？而在婦女大眾及婦女運動對婦產科醫師操作有「高度關切」的當代背景下，這個性別與專業的大轉換，從傳統先生媽、到日治新式產婆、最後到婦產科醫師，是如何發生的？而助產士是否可能回潮，並提供比目前婦產科更好更親切的生產服務、甚至居家生產？這些問題興趣，就構成了台灣近年來「產婆研究」的另一層背景。更有甚者，上述性別與專業的大轉換，在近代西方也曾以不同的方式與程度發生過，所以也是近年來西方女性主義及性別研究中的一個重大題材。各種專著不斷出版，自然提供了台灣「產婆研究」一個很好的比較素材。
在這些背景之下，專注於日治台灣的《先/產/婦》一書，對於產婆研究，有著直接的貢獻與優點。首先，此書對於一般比較難接觸的戰前日文相關資料，進行了頗為周詳的蒐羅與討論。從總督府檔案、到日治台灣的報章、乃至台灣與日本的相關學術期刊，都有所討論；再加上洪有錫之前對於日治台灣的兩種醫學期刊之量性研究（如台灣醫學會雜誌），都讓本書更為增色。
從這些文獻的耙梳，洪陳二作者發現，在日治時代令人嚮往、受日式教育的「新式產婆」職業，平均而言，「實際的工作負荷量並不高」、「產婆的利用率低」「實際上是相當清閒的」（頁134-5, 頁153）。故而雖然當時醫師常有「產婆人數不足」的指摘，但是它並不是日治時期先生媽（所謂傳統產婆）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高接生率（包括自家轉臍─頁122）的真正原因。進而，二作者在「結語」中推論，是日治台灣民眾主動選擇了「一級棒」的先生媽接生，而原因，則在於「傳統鄉里間禮儀與人際網絡」（頁155-6，還有附錄三）在日治時代對民眾仍然十分重要。所以，儘管醫師與報章不斷批評先生媽的技術與衛生（第二章），台灣民眾仍然選擇了活在那些禮儀與網絡中的先生媽，而不選擇脫離傳統網絡的現代新式產婆。
《先/產/婦》的這個發現與說法，有歷史人類學的視野，是個頗有趣的看法。當然，說日治時產婆「相當清閒」，是個平均值，二作者也發現在西台灣的各州，關於產婆的量化資料，彼此有相當大的差異（第六章），所以是否「傳統禮儀與人際網絡」的假設，可以一併解釋西部五州，值得商榷（順便一提，1933年，每萬人台人的產婆數是3.12人，而當時每萬人日人產婆數是8.42人，的確可說是有點「不足」）。其次，在日本學者所收集的「日治時期台灣非原住民生育禮俗詞彙」資料中（附錄三，頁167-80），其實與先生媽直接相關者並不多，我們看到的社會網絡，有註生娘娘廟、青盲與尪姨、胎神、娘家、紅頭師公、祖母、及各種姻親親戚等等，似乎產婆的網絡角色相當有限。所以，不用先生媽而用產婆，似乎對民間禮俗網絡的影響不大。其三，根據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阿媽口述歷史，包括我近年來上課要求數百位同學對自己阿媽的訪談結果，顯示日治時期農村女性的困苦與貧乏，自家轉臍的比例可有二、三成，而具有充分禮俗與人際網絡的先生媽脈絡，可能只侷限在少數中上家庭圈子而已。
話說回來，今天台灣的產婆研究，最有趣且最待發展的議題之一，我想就是關於先生媽或傳統產婆的歷史研究了。以下，我想換個角度，從台灣醫療與衛生的歷史，重新來提幾點先生媽的歷史問題。首先，漢醫的傳統，從宋代錢乙以來，就常注意到嬰兒斷臍與破傷風的問題，而台灣清末日初以來，漢醫也不少，所以似乎不能假設，台灣清末日治以來的先生媽，一無所知。第二，從台科大范燕秋的博士論文(2001)看來，日治時期台灣的嬰兒死亡率，其實頗為複雜。例如：從1906-12, 日本內地的嬰兒死亡率，一直高於台人的。而1905年，台人嬰兒死亡率，與歐美各國比較，「尚屬中等」。還有，造成嬰兒與新生兒的死亡原因，往往不是來自與接生相關的問題。不論如何，從這些日本學者的有趣研究看來，我們對於日治時期醫師與新式報章，不斷批評先生媽的知識與衛生，自然要謹慎處理。第三，台灣民間在日治時期，對於先生媽接生的印象又是如何、如何評價其技術？我們該看看民間的說法，而非只看新式報章與醫師對先生媽的污名化。在這方面，其實頗有些民間文獻可資研究與討論的。
再者，即使我們不提十九世紀中期，近代醫師在許多歐洲大醫院中製造出「產褥熱」感染大流行的尷尬醫療史，1895年後日本醫師與助產士在台灣接生的衛生情況又如何？我看到的資料說，1906年，在台日人的嬰兒死亡率，要高於內地及台人。根據醫學史家 Lois Magner 的看法，在 sulfonamide 廣為使用前，1930年代的美國教學醫院，產褥熱仍然盛行，常常至少20％的母親感染。《先/產/婦》也問了個相關的有趣問題，談到日治時期婦產科對「感染症」的研究討論時，對於醫療院所內的產褥熱，「毫無任何報告，這與醫師的低接生比率。。。似乎有關」（頁88）。所以，即使是近代醫師接生，當時的感染問題一樣很大。也所以，針對日治先生媽的批評，我們更當小心「污名化」的可能。
簡略談過傳統產婆的歷史問題後，再來談談本文開頭提到的「性別與專業大轉換」的問題。這個具有高度性別政治的問題，九零年代起，從性別研究到社會學，都有一些研究發表，如林婍qi3雲、吳嘉苓(2000)、與筆者等。台灣男婦產科醫師開始大量地取代女助產士，一般認定在七零年代，也許這是部分原因，可解釋《先/產/婦》一書，因為時代限定在日治台灣，所以沒有企圖來解釋這個大轉換。但是筆者(1999/2001)以為，這個取代的過程，從日治時期已經開始，到五零年代取得加速的動力，而到七零年代則正式超越。在《先/產/婦》書中，強調台灣的三零年代，醫師接生比率一直維持在2％左右（頁122）；但這並不表示婦產科醫師的「取代」過程沒有開始。即使我們接受有點模糊的「醫師接生比率」算法（頁164, 接生活產數與難產數的關係為何？），但在接生數量之外，我們不能忽略總督府在制度與機構上，對於婦產醫學提供了優渥的成長條件─特別相對於助產士。以致於到30年代，台人婦產科醫師已逐漸成為台灣婦產科的主流（頁20-4），是婦產科醫學知識技術、聲望、教學（助產士）的中心，奠下了戰後快速發展的基礎。
最後，在《先/產/婦》的結語中，二作者企圖把台灣的「生產」過程，看成一個逐漸「世俗化、隱密化、與個人化」的過程（頁153-4），至於日治時期的新式產婆，沒有取代傳統先生媽，作者則將之解釋成因為民間「傳統禮儀與人際網絡」仍然強有力的緣故，前面已經討論過。這整個歷史解釋，雖然不是天真的醫學進步論，但是本質上似乎沒有超越「進步、世俗化、但又遭到傳統阻力」的敘事主軸。相對而言，日治台灣殖民醫學的一個「性別化 gendered」的醫學取向（如醫學教育全然不收女生、產婆教育的低位階與低投資性、助產實踐的高限制性等），透過總督府的權力，在台灣強勢發展，讓新式產婆這個近代女性專業，在日治時期沒有全力發揮，有點像曇花一現，在戰後就快速地被興起的婦產科所取代。這些殖民醫學的性別偏見取向，就不是前面「傳統禮儀」的層次所可以解釋的了，可惜在《先/產/婦》一書中卻沒有著墨。
參考資料──
范燕秋，2001, May, 「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台灣的人種衛生(1895-1945)」，政大歷史系博士論文；特別是第六章「人種通婚限制與殖民地婦幼保健問題」。
吳嘉苓，2000, July, 「醫療專業、性別與國家：台灣助產士興衰的社會學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no.4, pp.191-268,
傅大為，1999, Nov., 「台灣近代（男性）婦產科的興起及其性＼別政治」，東海大學「間別千年」社會學研討會；2001, July, 本文的 second version，性別、醫療與社會─學術研討會，高雄醫學大學，兩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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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史學一定比現代史學進步嗎？
簡單的回應如下：我寫的書評，不是基於後現代史學，而且也沒有比「進步史觀」
的史學來的「進步」。我不用進步一詞，已經十多年了，好像遠在「後現代史學」
一詞輸進台灣之前。但是，我所用的歷史敘述，是比「進步史觀」的史學要來的好、
來的準確。
進步史觀的史學，有個潛在的「啟蒙」目的論在指導，認為後來者、現代、科學者，
一定比較好、比較進步，而歷史是朝前不斷進步的。科學、醫學、技術等都是如此，
如果碰到「反動的」阻礙，那只是暫時的，歷史的大步伐終將前進。
從我的歷史論文、科技史著作、到目前的書評，都企圖排除如此的態度。
關於傳統先生媽的歷史研究，歐洲史與美國史中，現在有很多研究，讓我們看到
一個遺失掉的真實世界、一個被後代主流醫學不斷污名化的世界、一個展現
女性專技者優秀傳統的世界。坦白說，我有點對之著迷。而台灣今天，對於
傳統失落的先生媽傳統，除了從主流醫學與媒體來的批評與污名化之外，
真正的研究可能還沒有開始。
這不是後現代，可能是前現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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