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四先生為學,兼涉四部,著述數十種。有關經部者,有《論語新解》、《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有關史部者,有《秦漢史》、《國史新論》;有關子部者,有《莊子纂箋》、《莊老通辨》、《先秦諸子繫年》、《朱子學提綱》;有關集部者,則有《中國文學論叢》。尚有其他著作不勝縷舉。
治學,尤其是中國的學問,效法賓四先生為一引路明燈,特引書摘論及作學問之法,以嚮同道。
◎書摘
中國史學名著是錢穆先生將以往有關中國史學名著之書,擇精語詳,加以獨自之灼見,鎔鑄而成。
本書為一本簡明的史學史著作。在講座的基礎上寫成,一作者從學科史的角度,以點帶面、提綱挈領地勾勒了中國史學的發生、發展、特征和存在的問題,並從中西史學的比照中見出中國史學乃至中國思想和學術的精神與大義。內容包括甚廣,有:考據尚書之真偽,春秋之褒貶,三傳之異同,史記之創列傳體,漢書之編錄,後漢書、三國志之剪裁所在,高僧傳、水經注、世說新語之表現時代特性,三通之價值,資治通鑑之得失,明儒學案、宋元學案之思想,文史通義之見解……等等;附有論及古人為學之真,著史、考史、評史之不易,歎清末民初學絕道喪,引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啟我後人,由此深知本書之特點在於體大思精,是研究中國史的必備之書。
今天我要講的是司馬遷怎樣會創造出這一種新的歷史體裁,就是列傳體來?他怎樣會提出一個新觀點、新主張,把人物為歷史中心?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學問總喜歡要能創造,能開新嗎?那麼太史公史記在史學著作上,他是一個極大的創造,開了一條極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這條路跑,繼續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請問司馬遷怎麼樣走上這條路?我們能不能在這裡用心研究一下呢?
諸位要知道,我已經講過,做學問要懂得發生問題,這就是所謂「會疑」。有了問題才要求解決。諸位不願意摹倣,要創造,那應先懂得別人怎樣創造的。這問題不是一凌空的問題。司馬遷怎會能創造出史學上的新體裁?我們上面已講過,西周書和周公有關係,春秋則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創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來寫歷史,卻是一個新創造。孔子為什麼來寫這部春秋?為什麼要來一個新創造?我亦曾根據孟子書裡的幾句話來發揮孔子作春秋的大義。現在到了司馬遷,他作史記,他自己曾有一番詳細講法,在他史記的「自序」裡。諸位要懂得,讀一部書,先該注意讀這書的作者自序。這也就是一個新體。孔子春秋沒有序,序是後來新興的。如莊子天下篇,敘述莊子為什麼要講這樣一套思想,作這樣一套學術?也就是莊子書的自序。但此序不是莊子自己所寫。又如孟子七篇,最後一段就等於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太史公自序這一體例,在孟子,莊子書中已經有了。以後人寫序,不放在最後,而放到最前來,這不是一重要問題。那麼我們要讀一人的著作,最好應該注意先讀他的「序」,他自己說怎樣又為什麼來寫這一部書,應有一講法,這部書的價值就在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幾句。如顧亭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儒學案開頭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於我們寫了書請人家來寫序,這又另當別論了。
今天我就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來講史記,或許諸位已經讀過這序,但此文不易讀。最好是讀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讀史記,待讀了史記,再來讀自序,庶乎易於明白。當知讀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讀一篇,就能讀一切篇。這一篇不能讀,別篇也一樣不能讀。今天大家讀白話文,在學術上夠標準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隨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過去,我們稱之曰「翻書」,又或說「查書」,所查又稱是參考書,沒有說「讀」書,這樣總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講,他們這個司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歷史官。到了春秋時代,周惠王、襄王時,司馬氏跑到晉國,那時周朝已衰。到了晉國後,司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國、趙國,又到秦國。司馬遷就生在黃河的西岸,陝西的龍門。他父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他雖是一史官,也學天文、曆法、學易、學老莊。曾寫有一篇「論六家要旨」,討論戰國諸子各家大義,這文章寫得極好。他分別著戰國時六大家思想,各自長處在那裡?短處在那裡?他自然寫到儒家,當時的易經就算儒家了,但實際上易經就近於道家,所以司馬談的最後結論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漢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僅通經學,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黃老。漢武帝去封禪泰山,司馬談同其他一般方士講封禪的意見不同,漢武帝就不要司馬談跟著去,司馬談就留在洛陽。他兒子司馬遷到外邊去遊歷,那時還很年輕,回來時,他父親在洛陽病了,就對司馬遷說:若使我死後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討論的很多事,你須把它寫出來。所以我們說太史公寫史記是承他父親遺命,這些或許諸位都知道。
而太史公自序裡講他父親的話,更重要的在下面,讀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許會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記他父親說:「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他說:我們到現在為什麼大家推尊周公?這因周公作了詩經之雅、頌、二南,而雅、頌、二南就是周人的歷史,從后稷下來,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歷史,由周公寫出。我也根據孟子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來證明詩經跟歷史有關係,一部周代的開國史盡在詩經。不過我們今天來講中國史學名著,照一般講法,只講尚書,不講詩經。其實司馬談就以史學眼光來看重周公的詩經,而周公詩經的貢獻依照這話講,便在它能宣揚周代的歷史。所以又有一句話:「湯武之隆,詩人歌之。」這是說詩人所歌的便是歷史了。後來直到唐代,韓昌黎「平淮西碑」,李義山詩極稱之,謂其: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這就是把尚書和詩經並提。
當然我們不能根據李義山來講堯典、舜典是真尚書,但可講詩經也就是歷史。這裡便見各人讀書,可以有見識不同。諸位不要認為一句書只有一條路講。我此所說,從古代直到唐時人,像李義山是一個詩人,他也懂得詩、書兩經都同史學有關係。周公為什麼被人稱重?由司馬談講,是因他在宣揚史學上有了貢獻。周代到了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這就是孟子所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了。諸位至此應知,我此刻講中國史學名著,從周公西周書講到孔子春秋,接著講太史公史記,其實太史公父親就已這樣講。他又說:「漢興,天下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他是說:我做漢朝的太史官,我沒有能把漢代這些事情好好兒記下,那麼這個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裡廢了嗎?這幾句話,就是我上面所引:「無忘吾所欲論者」的話。
而後來讀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於說:司馬談因漢武帝沒有要他跟著上泰山,他氣出病來,對他兒子說: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該把許多事情寫出來,於是遂說太史公史記是一部「謗書」,來謗毀漢武帝這個朝廷的。他父親一口怨氣死了,所以司馬遷史記就是要寫封禪書。請問這樣,一部史記尚有何價值可言?太史公父親司馬談就因做了漢朝太史官,而沒有為漢朝寫下一部歷史,所以遺命司馬遷要完成父志。今試問寫歷史從那裡來?豈不是從周公、孔子來,那豈不是歷史應以人物為中心,也就躍然紙上了嗎?
◎書摘
《論語新解》本書取名新解,非謂能自創新義,掩蓋前儒。實亦備采眾說,折衷求是,而特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申述而已。然眾說勢準備列。程式《集釋》篇幅逾兩百萬字,而猶多遺漏。本書所采,亦多越出程書之外者。然若專舉一說,存以為是,又使讀者不知有古今眾說之異,亦無以開其聰明,廣其思路,而見義理之無窮。且一說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說。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當兼采三家四家之說斟酌和會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眾說,凡所采摭,理當記其姓名,詳其出處,一則語見本原,一則示不掠美。然就讀者言之,則貴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論語》之本義。大義既得,乃加沉潛反復之功。若注文一一稱姓名,列篇題,又勢必照錄原文。原文義旨未盡,復須重加闡發。遇折衷諸家,則必條列諸家之說于前,續加融貫之文于後。此可以顯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實無益于讀者之精契與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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